北京順義法院調研顯示，超市消費者受欺詐后，很難向經營者行使雙倍索賠的權利。例如，蔣先生購買9元潔面乳受騙后，打官司歷時三個多月，為18元賠償而付出的3000多元交通費和誤工費等損失，未得到法院的支持。(北京晨報3月14日)
為了僅僅18元的賠償而付出將近200倍的代價，即便成功維權也是得不償失，長達三個月的訴訟時間，恐怕更是一種不小的折磨。可以說，蔣先生的經歷是當下消費者維權成本高的生動體現(xiàn)。這恐怕也算是消費者維權一大的尷尬了。由此造成的結果很可能是消費者維權的日漸困頓，以及違法商家因為違法成本過低負面激勵下的有恃無恐。雖然法院建議可以先向工商投訴，或者盡量選擇與超市和解，但這仍然沒有跳出既有的訴求框架，并非有效的制度出口。
其實，類似維權困境在一些發(fā)達國家并不是個問題。如美國、加拿大等都設有專門的“小額法庭”。在美國，小額法庭是其司法系統(tǒng)中最基本的機構，它能使當事人能以簡便和低廉的方式解決他們之間的錢款或財產糾紛，其好處是便利當事人訴訟、提高審判效率、節(jié)省審判資源，體現(xiàn)為“便民原則”，其一大特點就在于“小額和便捷”。諸如日常生活中的幾乎所有糾紛，如果私下無法調節(jié)，都可以最終通過小額法庭這一法律的形式來解決。比如蔣先生18元的賠償，完全可以通過小額法庭解決。
其實在去年的兩會上，就曾有代表提出建小額法庭的建議。據(jù)悉，近30年來，人民法院的受案數(shù)呈現(xiàn)“井噴”式增長，其中許多案件屬于民事案件。而在民事案件中，數(shù)額不大的民事糾紛案件又占有較大的比例，主要集中在小額債務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領域，甚至出現(xiàn)了一些標的額只有幾元錢、幾角錢的小額糾紛。如果一概將小額糾紛通過正常且繁瑣的訴訟程序加以救濟，既可能推高消費者維權成本，也會使人民法院不堪重負。
頻頻發(fā)生的購物糾紛事件，很多時候都會遭遇維權成本較高的困境，讓人或者忍氣吞聲，或者花費高成本只為爭一口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商家的誠信道德，消費者的權利，經濟秩序的健康運行等，越來越需要完善法律的支撐保護，但很多時候都是小糾紛，這就催生了對契合的法律制度的強烈需求，而小額法庭恰恰能滿足這一要求，由此，也期待我們的小額法庭能盡快走進百姓的生活。(丁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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